先从相同点来看，两个人都是平民出身；都是以弱胜强取的天下；都是色鬼；都喜欢杀功臣；继任者都不得善终；一个是真正意义上汉人第一个王朝的开国君王，一个是汉人最后一个开国之君 ；两人的老婆都是强人，只不过一个是霸道妇人，一个是贤良内助。
从不同点来看，首先，身份不同刘邦虽不是名门望族，但也不是完全意义上草根阶层，好歹还当个亭长，也算是乡镇干部。 两人虽然都是流氓无产者，但身份不太一样，刘邦是体制内干活、体制外思想的流氓，放荡豁达得比较彻底。朱元璋是一个工于心计苦心经营的游民，是铁杆的贫下中农。
朱元璋当皇帝后，心里老自卑了。他总想攀附个名人，以显示自己的出身。老朱家最有名的算朱熹了，他曾经动过念头，但总觉得太牵强，不大好意思说出口。他想啊想啊，终于想到了刘邦。刘邦也是起自寒微，而且也是开国之君。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自从朱元璋心底以刘邦为楷模，他不再讳言自己出身寒微，有时甚至强调一下以自我欣赏，统治信心一下提高了至少30个百分点。
其次，造反动因不同 刘邦举事的原因是一时冲动释放犯人，没有回头路。他的造反完全是自找，没有丝豪逼迫的成份。这不仅与朱元璋不同，与李自成也有异。 李自成举事前是个驿卒，相当于乡镇邮电所长之类的小官。崇祯当皇帝不久，为了节省开支，整编吏制裁撤冗员。他下了岗失了业，又不愿种地，又当不了官，文不像秀才武不像兵，咋办？只能造反。
朱元璋呢，走上举事造反的路实属逼迫无奈。他本质上是个善于忍耐的农民，为了生计，到皇觉寺当和尚，后来发生饥荒，又和其他和尚一起化缘讨饭。第二年，仍回到皇觉寺当和尚。 不久，他收到了儿时伙伴汤和捎来的信，汤称自己已投奔郭子兴，希望他“速从征，共成大业”。朱元璋犹豫不决。几天后师兄告诉他，有人要告发他和红巾军勾通的事，让他逃走，他仍然举棋不定。恰在这时，元军把皇觉寺烧个精光，朱元璋这才投奔义军。所以说朱元璋造反是被迫无奈，也不过分。
虽然他幼年便具有报复性、攻击性强的性格倾向，但在25岁之前，哪怕再穷困潦倒，他也没有过惊世骇俗的叛逆举动。朱元璋当皇帝的理想是逐步形成的，他老谋深算，吃苦耐劳，苦心经营，在实践中发展、发展中实践，不断成功，节节胜利，最后大势所趋面南背北位尊九五成了正统，被命运波澜推上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地位。
再次，对江山的根本态度不同 刘邦得了江山，通体舒泰，十分放松，沉醉于美酒妇人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大把玩女人。吃饱喝足玩够了，打着饱嗝捎带讽刺他爹：你当年不是说我没出息，不如老大老二的吗？现在还不是我刘老三养着你？刘邦拿得起放得下，脸皮厚得能开坦克，这是专业级流氓的基本素质和重要从业标准。
相比而言，朱元璋就没有这样从容放松的心态了。朱元璋起初投奔黄巾军，无非是不想饿死，结果，经过十多年打拼，他得到的远不是“三十亩地一头牛”，而是率土率士、王土王臣这么一片大得无以复加的家业。老农民对钱财，绝对没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潇洒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痛快，总是要深藏起来，生怕别人知道，要不怎么能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经典搞笑故事。
朱元璋当皇帝后，一点也不轻松，“寝不交枕，忧悬于心”，他劳心甚至忧惧。刚登基不久，安排专人每天五更时分，在城门的鼓楼上吹起号角，唱道:“为君难，为臣又难，难也难;创业难，守成又难，难也难;保家难，保身又难，难也难!”这样强烈的忧患意识，比之卧薪尝胆，不仅有过之无不及，而且不是一个量级——人家朱老师是当皇帝后还保持如此高的革命警惕呀。
刘邦和朱元璋的太子都比较懦弱，而且都有能力超群的文臣武将，但刘邦只对武将特别是拥有军队且有谋逆企图的武将动手，像萧何张良之类的文官则十分倚重。而朱元璋像经营农家院落一样，管理着帝国。除了儿孙，一个都不相信，事无巨细亲历亲为，每天的工作量那是相当大了，累得精神错乱神经衰弱；为了儿孙，一个都不放过，不管什么开国元勋、儿女亲家、淮西军事集团，统统摆平个个搞掂手起刀落一个不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