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对于他取得皇位的过程，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说，在野史和民间流传中，李世民是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，杀死长兄李建成，然后逼迫父亲唐太祖李渊退位，从而登上了皇位的，其手段可谓心恨手辣、残忍暴虐。
但在正史记载中，李世民在开创大唐的过程中劳苦功高，是推翻隋朝的主要策划和组织者，奠基登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，那么正史中的记载是否属实？李世民继位后有没有为维护自身地位而篡改国史呢？这就要从大唐的创立过程说起。
据史料记载，李渊共有四个儿子，长子建成，次子世民，三子元霸早死，四子元吉。李渊家世显赫，名应图谶，隋炀帝对他十分猜忌，而李渊自然也明白，所以他韬光养晦、深藏不露，虽然早有异心，却一直按兵不动。
此间由于朝廷横暴征暴敛，连年战乱，搞到百姓民不聊生，到处都是农民起义，李渊趁机在乱世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，开始觊觎天下，但他性格老成持重，一直深藏不露。
即便如此，隋炀帝还是派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暗中监视李渊，在朝廷耳目众多的情况下，李渊急需一个可靠的助手来帮助他。
温大雅所撰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是关于大李氏父子建立大唐的最早记载，而且他亲自参与了起兵反隋的晋阳起兵，其记载具有较高的真实性。
据此书所述，当时李渊身边可以信任的只有二子世民。因为其它几个儿子都不在身边，所以他就将自己真实的内心想法告诉了李世民，李世民正值年轻勇武、血气方刚，自然是李渊最为得力的助手。
大业十二年(公元616年)底，李渊受命南下针压起义军，北方突厥趁机攻取了太原留守管辖下的马邑(今山西朔县)，隋炀帝大怒，派人囚禁了李渊，李渊非常恼火，便想起兵，但由于身边只有李世民一人，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在河东，力量分散，不是起兵的绝佳时机，因此只得忍住。
然而由于突厥的猖狂，隋炀帝下令赦免李渊，让他留守太原，力阻突厥。一旦有了机会，李渊便不会轻易放过，他马上通知建成、元吉，让他们立即准备起兵，于是李建成在河东招集英杰之士，李世民在晋阳拉拢强兵能将，下大力气招揽人才，不久，建成、元吉和李渊的女婿柴绍陆续到达太原。
大业十三年(公元617年)初，李渊让晋阳命令刘文静伪做了一份隋炀帝的敕书，在太原、雁门、马邑等郡征兵。二月，李渊又趁叛隋而起的刘武周南下汾阳宫(今山西宁武南)之机，以防备刘武周为名，下令募兵。
与此同时，李渊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，取得了突厥的支持，亦解除了受突厥攻击的后顾之忧。在做好这种种准备之后，李渊终于起兵反隋，由于他准备充分，谋划精密，加上兵多将广又个个骁勇善战，所以一路上势如破竹、威不可挡。
他们很快攻破了西河城，进城后秋毫无犯，慰抚民众，恢复旧业，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。七月份，李渊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、太原留守，负责太原的一切事宜。李渊亲领三万人，誓师动兵，改易旗帜，开向关中，不到半年的时间便推翻了隋朝的统治。
由此可见，太原起兵的全过程，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，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，他为大唐的创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，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。而一直以来“阴结豪杰”、勇而有为的李世民，是得力的助手，是积极的配角。然而在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正史中，事实却发生了歪曲。
《旧唐书》记载，隋炀帝南巡江淮的时候，瓦岗寨农民起义正如火如荼，严重威胁到了隋朝的统治，李世民见有机可乘，便与刘文静密谋起兵，并做好一切策划和安排，待欲起事时才告诉父亲李渊，李渊闻之大惊，只是逼迫于当时紧急的形势，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于是不得不勉强听从了李世民的安排，走上了起兵反叛的道路。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都延用了这种说法，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划到李世民身上，李渊则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，从而使李世民成为起兵反隋、开创大唐的首要人物。
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矛盾，与李世民夺取帝位后重修史书有关。李世民通过玄武门政变，以次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，而且杀死了亲生哥哥李建成，这无论如何是不合乎道统和伦理的，为掩盖这种残暴的行为，为自己的登基确立合法性。
李世民决定制史官，撰修国史，于是下令创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，这就使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，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图撰写历史。李世民在位期间一再违例要求亲看国史和起居注，并为自己辩白道：“今欲自看国史者，盖有善事，固不须论，若有不善，亦欲以为鉴诫，使得自修改耳。”
贞观十四年（公元640年），在李世民一再要求下，“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，撰高祖、太宗实录各二十卷，表上之。”在李世民授意下，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“玄武门之变”的动因写成为“安社稷，利万民”的大义行为，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。
按照李世民的意图，贞观史臣在撰写《高祖实录》和《太宗实录》时，费尽笔墨来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，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，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，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。
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。这样，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，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，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，这样，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。
还有一种解释，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国史，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，降低李渊的功劳，乃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。他要求贞观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渊由主动起兵变为被动起兵，目的是为了把李渊描绘成一个忠臣的形象。
从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：李渊是在隋炀帝要下令逮捕他，李世民、刘文静等又设下圈套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而且在起兵时李渊还曾号称要“欲大举义兵，远迎主上”，这样一来，李渊就成了大忠臣了，很明显这种刻画有利于李世民维护统治。
而李世民之所以将起兵反叛加到自己身上，乃是为了强化自己真命天子的形象，这与他要求史官们在撰写《太宗实录》时，极力渲染他出生时“二龙戏于馆门之外，前后三日才离去”的异象是一致的，在记述太原起兵的过程中竭力描写他的谋略过人和勇武善战，更是进一步印证他是克明克哲、秉承天命的一代君主。
这种说法多基于心理和逻辑上的推测，没有太多的史实依据，权且可以当作一种另类的解读。由此可见，李世民继位后修改创业国史是没有疑问的事实，而他之所以要修改国史。
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“玄武门之变”的恶劣行径，让自己的继位显得光明正大，水到渠成，取得道统上的合法性，至于还有没有其它目的，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了。
